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范畴研究只有与法理研究相对接，才能真正地从理论上把握法的存在，才能焕发法学范畴研究成果的应有思想活力，才能使中国法学切准新时代法学的脉搏。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法理学、法律史、宪法、民法、刑法等传统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智识资源，持续不断地为法治建设提供着智力支持，但相较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也出现了智识隔绝、知识老化、方法陈旧等问题，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动这些传统学科的升级和改造。例如，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社会法、知识产权法、刑法、诉讼法、非诉程序法等法的概念，看起来已经非常清晰、已经归于常识，但在法学以及各自学科当中并没有形成共识。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法律现实生活的语言，又要植根于法治现实生活的充分要求。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其中主要的论题包括：法理概念研究，新时代中国法理体系（核心法理、基础法理、具体法理等）研究，法理的载体或存在形式研究，法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和功能研究，中国传统法学和法律文化中的法理，西方法学和法律文化中的法理，西方法学之外其他国家法学和法律文化当中的法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法律和法治论述中的法理，法治实践中的法理、生活中的法理、案例中的法理，各部门法领域（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环境法、社会法、军事法、国际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的基本法理，法治各领域、各环节的基本法理，法理思维的本质及其与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的关联研究，中心主题与基石范畴的关系研究，如何理解法理中国及其与法律中国和法治中国的关系，关于法学与哲学、文学、伦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思想史等的交叉学科中的法理研究，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与应用中（特别是与法律、法治、法学的交汇处）的法理或法理议题，等等。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的经验。换言之，第41条所设定的选法阶梯即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法，以及其他具有类似选法系属的条款，只要当事人在第一位序中以否定式方式排除作为第二位序的最密切联系地法，就会出现选法的死点。

完，意指完全，它解决的是法律选择的全面问题(量)，不留立法死角。在四种承接方案中，最密切联系和国际惯例两方案具有实在的法条依据。第21条并未单独根据婚姻缔结地确定法律适用。简言之，该条建立的法律适用位序是：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

应在维持最密切联系作为补缺性系属的基础上，增加原则性系属、矫正性系属，以及作为法律适用终端的补救性系属，建构出前后呼应、彼此协同的系属体系，实现系属的体系化改造。如果折中考虑合理与效率，第21条的残缺系属似宜作如下安排，即在现有立法设定的上游系属的基础之上，再承接上共同住所地法＞婚姻缔结地法，或直接承接婚姻缔结地法。

不过，在我国海上保险司法案例中，我国法院曾经根据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即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律来确定法律适用，这就为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持。立法应当具有前瞻性和能动性，它应当预见尚未、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预留解决之道，而非被动地对现实问题亦步亦趋。需要指出的是，一条冲突规范只有一个系属，但系属却可以包含若干个连接点。就其适用无依据的视角看，它属于实践的跳跃。

由于第41条所设计的阶梯系属意思自治＞特征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已经属于一个收敛性系属，因此并不存在系属残缺及其补全的问题。[9]关于是否存在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学术上有过争议。需要指出的是，《法律适用法》第21条是非收敛性的，它正好属于阶梯系属构造上的第二个问题。通过逻辑案例的层层追问，我国系属体系在法律规定上凸显出诸多缺漏。

二是作为适用第三国强制性规则的指引(Mandatory rules of third State)。See Symeon. C. Symeonides, 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86. [14]如关于我国的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就仅限定在双方单边规避我国法律，且规避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之内。

1980年CISG公约即允许买卖双方排除公约的适用。抽象地考虑特定系属的合理性也并非不可能，萨维尼在为法律关系配置本座时，尽管需要根据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具体地考虑本座，但贯穿这些合理性考虑的一个抽象理性标准就是当事人的意志服从。

这事实上对拟启用的尾端系属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1.形式上应连续，显然这就排除了上游系属业已使用过的具体系属，否则形式上就会形成逆向的循环结构，产生法律适用的死结。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仅是所选之法不适用。从逻辑角度言，此种体系化应当是符合完、善双重要求的体系化。简言之，婚姻缔结地法是立法上呼之欲出而未出的、言未尽意之处。再次，并无原则性系属提供一般指导。一方面，针对涉外结婚条件而言，《法律适用法》是有规定的，这就是第21条。

如此，该条凸显的问题及其倒逼出的这两种合理解决方案，也就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我国冲突法系属的体系性缺陷，以及解决此种缺陷，走向系属整全性体系化的出路。这就实现了合理与弹性的两全：一方面各系属无论如何始终具有调整或解决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的理性，另一方面各系属也赋予司法者适度的选择空间，免于在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与特定法院地法的逼仄空间进行没有选择的选择[6]。

另一方面是因为婚姻缔结地法从历史角度看，既是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选法原则的现代传承，也是我国立法曾经采用的系属，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际社会规范涉外结婚关系的主流做法。第21条阶梯系属的上游系属之设置的确贯穿了最密切联系的降序考量：首先，涉外结婚条件问题关涉到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及其导致的财产关系。

因此，本案中，受案法院事实上是对第21条的系属进行了能动的司法续造，即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婚姻缔结地法，最终受案法院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有无法可依之嫌。它增强了法律适用的密切程度，相对于单一连接点选法方式而言具有更高的法律适用稳定性。

该条因此凸显的是我国冲突法的系属立法在整体上的体系性缺陷，要合理且依法地解决所涉的问题，就应当对最密切联系的适用前提进行扩容，使其兜底补救适用于所有规定和有所规定、但未穷尽的情形。如此，本案就不属于最密切联系兜底适用的情形。就此，主要有两种观点：有将系属与连接点等同者，如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不仅如此，从第21条的表述看，它有很明显的选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倾向。

问题的无解是依据层面的，法理上问题总是有解的。因此，本文所述系属的体系化也可视为是连接点设置的体系化。

此外，对于那些立法认定具有强弱对立格局的涉外民商事关系，为合理保护弱者而专门设计的法律适用系属即有利于[13]，也不应通过赋予最密切联系以一般原则地位的方式将其最密切联系化掉，抵消立法苦心孤诣地据之重构的强弱新平衡态。从《法律适用法》第21条的规定及其适用来看，最紧要的不是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案件，而是如何解决一个一般方法论的问题，即我国冲突法立法需要一个兜底系属。

其不合理性则在于，导致具体规则的形式化适用，并使法律适用及其结果偏离了法律选择的合理考虑。也就是说，该终端系属可以作如下表述：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只要是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12]。

需要指出的是，矫正性系属在我国冲突法的规则演进中并不陌生，至少在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颁发的《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即有体现[15]。善，则指良善，解决的是法律选择的品质问题(质)，实现选法的善治。在此特殊情形下，将出现选法僵局，案件将无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否则，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缺漏之处既是滋生问题之渊薮，同时也是解决问题之出路。而在系属体系化设置的情形下，则上引案例或依完整系属，或依原则性系属，或依补救性系属均可得到于法有据的解决。

[8]我国法院曾经在审理一起海商案件时，涉及对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固体散装货物安全操作规则》是否属于国际惯例的定性。以立法方式明确这一矫正系属具有兼善二者的功效：一方面矫正系属贯彻了原则性系属的道统，通过其解脱效应避免抽象的原则性系属与具体的规则性系属之间的纠缠、冲突和不当置换，维护了原则性系属的高远身位。

因为从法律适用的原理看，对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事项，典型如涉外合同，就应将其首先保留给意思自治。当然，必须明确的是，更密切联系例外是否可以从特殊提升为一般的矫正性系属，上引司法解释只是将其规定在涉外民商事合同领域，其外之领域则不能适用[17]。